回憶昆明的茶館

2020-02-29    隨筆日志    【本頁移動版】


我之與茶館有緣并非因為愛喝茶,也從未體驗過周作人“得半日之閑,可抵十年塵夢”的品茶之樂,而是因為小時候愛聽故事,也愛聽吹拉彈唱。那時大人為衣食奔波,無閑情給我講故事,也無能力似今天的父母一樣給孩子買鋼琴、電子琴,就連擁有一臺會說會唱的收音機都是夢想。于是茶館門口成了我經常駐足的地方。

那時的茶館大大小小分布在昆明各條街道上,多是用磚砌一眼方口爐灶燒水,燒的是焦炭,上面擱幾根鐵條,十來把鐵皮茶壺擠在上面,火苗舔著壺底飄來蕩去?腿艘豢邕M店門,跑堂的伙計便迎上來,一邊招呼示座,一邊把肩上搭的白毛巾扯下往桌上凳上一抹,轉身便拿來早已放好茶葉的茶碗,左手揭開碗蓋,右手拎起剛從灶上提來的茶壺,先將壺嘴湊近茶碗輕輕倒出,隨后茶壺漸漸提高,茶碗將滿未滿之時,壺嘴向上一揚,那手就勢一送,一個漂亮的弧度,桌上滴水不灑。蓋上碗蓋后道一聲“你家慢慢喝”,便又忙著去招呼其他人了。碰上起身要走的,無論怎樣地忙碌,也一定要趕到門口,說聲“慢請啦,得閑又來坐坐!

大一點的茶館里常有說書的,譬如勸業場(后為五一電影院附近)的茶館,門口每天都掛出水粉寫的牌子,上有說書人的姓名及段子。晚飯后,日頭一落,茶客們便陸續坐滿了店鋪。他們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老頭兒,也有白天干苦力、晚上倒此來休息的中年漢子,或是在家怕聽老婆嘮叨、怕被老婆使來喚去溜出來躲清靜抑或是找熱鬧的聰明男人。用不著約伴兒,“相逢何必曾相識”,只要往茶館一坐,彼此就是熟人;再一熟就是茶友。熙熙攘攘中,只見說書人出來了:長衫布鞋,風流倜儻,喝一口剛沏好的茶,袖子一挽,醒木“嗒嗒”一敲,滿場皆寂。從那似懸河的口中,便吐出無數悲歡離合、恩恩怨怨、忠奸善惡的故事來。

規模最大、說書也最有名的地方大概要算文廟里那個茶館了。茶室不僅寬敞納人多,而且在此說書的都是高手,每晚座無虛席。其間,指間夾香煙的,胸前端煙壺的,懷里抱水煙竹筒的,吐得滿屋煙籠霧繞。茶室地勢本來就高,在幾級臺階之上,說書人又坐在室內高臺之上,我大概人太小,遠遠看去,說書人仿佛坐在霧里云端,神秘得令人敬畏。

小一點的茶館一般沒有說書的,在里面助興的大多是盲人或無業的藝人。有操一把胡琴自拉自唱的,有男人伴奏女人唱的。唱得好的極少,茶客愛聽的聽,不愛聽的盡可以高聲談笑,絕無人干涉。于是,彈唱的、說笑的、打撲克下象棋的、乃至看書入迷的、沉思發呆的都能和平共處,其樂融融。那時,常有一個蓬頭垢面、步履蹣跚的老頭兒在茶館里拉小提琴,人們說他年輕時名噪一時,曾同廖新學一起去法國留學,因吸食鴉片成不了器,回來流落街頭賣藝。他的小提琴拉得極好,在這個茶館拉幾支曲子,討了錢又踱到另一個茶館去。我上小學要從小西門走到大東門,放學后只要碰上他,便跟著他從長春路茶館聽到文廟街茶館,又從文廟街聽到民生街、福照街……他的琴聲那么美,讓人無法同他發黃的指頭、骯臟的形象統一起來。上中學以后,我再沒有時間去茶館門口看熱鬧了。后來聽說他死了,連同他的琴聲,心里不免存著一份深深的惋惜。

上茶館的人也不只是我五十年代看到的這種情景,早些年代文人上茶館是一種名士的風流。遠的不說,西南聯大時可謂盛極一時。因為那時學校圖書館座位有限,學生們便跑到茶館去看書、寫作。這道獨特的風景,在汪曾琪先生的《泡茶館》一文中有著非常生動的記述。汪曾琪先生高度評價這一現象,他認為,聯大學生泡茶館,第一,可以養其浩然之氣。在那個污濁混亂的時代,很多人能自許清高,鄙視庸俗,并能保持“綠意蔥籠的幽默感”,是跟泡茶館有些關系的。第二,茶館出人才。不少人的論文、讀書報告是在茶館里寫的。他說:“研究聯大校史,搞人才學,不能不了解了解聯大附近的茶館!钡谌,泡茶館可以接觸社會。他說:“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,那么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里泡出來的!

六十年代前期我剛上大學時,系領導經常在全系學生大會上批評高年級的師哥們跑去“蹲茶館”。北京人叫“泡茶館”,昆明人為什么叫“蹲”呢?因為中文系的教室在會澤院,一下石級出校門左拐,文林街就有鱗次櫛比的茶館,師哥們常常是趿著拖鞋就去的,據說是師從一位崇尚老莊、滿腹經綸、不修邊幅的名教授。脫鞋方便又不想正襟危坐,就一支腳脫掉鞋踩在凳子上,膝蓋抱在胸前,累了換另一支腳,是故為“蹲”!芭荨笔菚r間上的概念,“蹲”是姿勢的寫實,兩個詞都形象極了。不過不管是“泡”還是“蹲”,都是特立獨行的師哥們的浪漫,我等小字輩絕對不敢。

六十年代的大學生也許不應該再“蹲茶館”了,但是把這看成大逆不道的事也許又過頭了一點。這種“左”的傾向發展到那個特殊的歲月達到登峰造極:幾乎在一夜之間,昆明的所有茶館都被當做革命對象關了門,連同它所傳承的文化一起消失。今天,那些裝修得十分雅致的大大小小茶室又重現昆明街頭。前去喝茶閑聊的多是身著T恤、牛仔、耳朵里塞著MP4的年輕人,翠湖周邊的茶室還經?梢钥吹浇鸢l碧眼的“老外” 。我所居住的小區,云南農業大學開了個頗具規模、頗上檔次的茶室,掛的牌子是“茶文化教學基地”。每天旅游大巴拉來一車車中外游客品普洱茶、聽講座。這些景象明明白白地打著改革開放的歷史烙印。我常常感嘆,小小茶館,竟能記錄歲月的滄桑,見證時代的風云,難怪它是“野火燒不盡,春風吹又生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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